(注：鑒于職業的特殊性，某些圖片盡量避免）

    我是一名法醫，從事法醫臨床檢驗鑒定和法醫現場勘查工作已經11年了，面對尸體，對常人來說是難以接受的一件事，可對于我來說，這是一份職業，更是一份責任。
    大部分人聽到“法醫”這個詞，就會想到恐怖的尸體、血腥的作案現場……，都會有一種驚嘆的感覺，不管這種驚嘆是敬畏還是鄙夷，我都快樂真實地生活著，我想說的是，我從不曾后悔自己的選擇。
    對于我的工作，很多人都很好奇，總是問我“怕不怕”。其實我是經過多年的專業訓練的，把精力投入到這一職業科學技術的本身，和別的工作并沒有根本上的不同，都是工作職責所在。作為法醫我肯定能把工作和生活清楚地分開。
     不可否認，我每天面對的工作的確比較特殊。一旦發生命案，我必須到案發現場檢驗尸體，從中尋找蛛絲馬跡，判斷死亡原因和時間。從案件的一個個細節中慢慢抽絲剝繭梳理出事實的真相，為案件偵破指明方向。在我的眼里，每一寸腐爛的尸體、每一道血肉模糊的傷痕，都是打開死亡之謎的鑰匙。
    能走上法醫這一行業，其實在我小時候就已經萌生了這一想法，也比許多同齡人更早地開始了自己人生的職業規劃。
    我出生于一個警察世家，父親是一名人民警察。小時候最愛聽父親講警察破案的故事，緊張懸疑的案情一次次撥動著我的心弦。后來大一點，高中的時候，我對于偵查、破案題材的小說相當感興趣。所以從那時候開始我就立志要當一名法醫，那年我16歲。
    高考時我只選擇了填報一個專業，那就是法醫專業。當時我母親非常反對我的決定，母親原本希望我當醫生救死護傷，只是我選擇了給死人“看病”。不過我最終還是說服了母親。
    1997年我考上了中山醫科大學法醫系，開始了我憧憬已久的大學生活。
    我們法醫專業課的老師都非常不錯，尤其是給我們上解剖課的老師，他是一個身材矮小但是非常結實的湖南男人，姓朱，一般大家叫他朱老師，但他又是我們的班主任我們的頭兒，所以大家偶爾叫他“朱頭”（諧音“豬頭”），他也不生氣。他喜歡用各種手勢繪聲繪色地講解，非常精彩，所以他的課總是坐得滿滿的。
    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第一次上解剖課時，留在大腦里的恐怖印象。
    第一次上解剖課時，我心里既期待又緊張，心情特別激動。尸體是一個中年婦女，尸體散發的一股腐臭味迎面撲來，那一幕讓我不敢目睹，突然感覺胃部翻騰，其實有幾個同學實在忍受不來，跑到外面吐了起來。
    朱老師早就料到我們的反應 “做法醫，面對這些都是必須的，更大的挑戰還在后面呢……”我頓時穩定住了自己的情緒開始認真聽課。
    朱老師首先講的是她身上的尸斑，尸斑分布在了臉部、頸部、胸腹部。在死者右側臉部的尸斑中，竟然有一小塊是慘白的，上面還有一些隱暗花紋。朱老師說這是因為死者這一側臉壓在地板上，這個部位因受壓而不能形成尸斑，并且留下了地板的花紋。朱老師說，這種痕跡非常有法醫物證價值，如果是兇殺案出現這種痕跡，不僅能據此判斷兇殺現場環境，如果能找到花紋與之吻合的那塊地板，就能確定案發的第一現場，從而確定犯罪嫌疑人。每次上朱老師的解剖課都能讓我受益匪淺。
    四年的大學生活很快就結束了，2001年我從中山醫科大學畢業，懷著對公安事業的憧憬和對法醫事業的向往，24歲的我被分配到中山市公安局刑警隊實習，在那里我第一次與尸檢工作零距離接觸。

     當我面對處在陰暗僻靜的案發現場以及腐敗的尸體、骯臟的物品時，才真正體會到了自己職業的內涵和其中所不為人知的艱辛。

    那是2001年9月，一名青年女子被人殺害后拋尸下水道，被人發現后報案。在線人的帶領下，我和同事尋找尸體時，隔著10米遠就能聞到令人窒息的尸臭。那是一具高度腐敗的尸體，現場的氣味，我想任何一個正常的人都會覺得難以忍受，我本能地往后退。但一想到自己最初的夢想和受害人家屬悲痛的心情時，頓時穩住了自己的情緒，開始了工作。
    打撈尸體時，我們帶著防毒面具，鉆進僅能容一人的下水道里，用手向外拖已經高度腐敗的尸體。然而，由于防毒面具有效時間很短，所以我們必須每隔10分鐘左右上來換一次面罩。這是因為尸體腐敗時會散發出硫化氫氣體，這種氣體在密封空間內，能夠瞬間致人死亡。經過一個小時的努力終于將尸體撈出下水道。

    實習的那段時間，我也曾非常害怕，那時的精神壓力很大，因為接觸的都是惡心恐怖的兇案現場和尸體，感覺自己都精神分裂了，晚上經常做惡夢，洗手更是不計其數。
    但是隨著工作的深入，我已經沒有了之前的不適。因為我對法醫工作有了除害怕、恐怖、惡心等等這些表象之外的內在深層次的思考和了解。因為當我記錄案件偵破過程的時候，同樣也記錄著我的嫉惡如仇。我希望能以自己的微薄之力維護每一個亡靈的尊嚴，還案件于真相，替受害者沉冤昭雪，還死者于公道。
    去年六一兒童節那天，原本調休的我，臨時接到局里的緊急任務，一名五歲的女孩在家中被殺害，被人發現后送往重癥監護病房，現在正在等待法醫的尸檢。
    身邊的女兒在一邊催促：“爸爸，我們什么時候去動物園看河馬呀？”女兒很喜歡河馬，我專門調休了一天，本來答應她六一兒童節去動物園看河馬的。看著女兒天真的臉，再想想那個被害的小女孩，也是5歲和我女兒一樣大。盡管小女孩和我素不相識，但我有一種作為父親的悲痛。
    我只能對女兒爽約了，然后和幾名同事一起趕往醫院，在兒童重癥監護病房里我見到了讓我驚呆了的一幕，小女孩平躺著，她身上蓋著白色床單，當我輕輕揭開白床單的時候，我看到了一個全身都是血的幼小身軀。可憐的小身軀，穿著小碎花裙子，頭上被厚厚的紗布包裹著，裙子上殷紅的血跡深深地刺痛了我，我不敢看她的臉，因為我想起了我的女兒。
    我痛罵了一句“槍斃一萬次也不夠”，竟然對一個小孩痛下毒手。穩定自己的情緒后，我開始了工作。我輕輕地翻開頭部紗布，面目全非的面部再一次深深地刺痛了我。
    我的職業告訴我必須冷靜、仔細。我能夠做的就是協助警方找到兇手。離開醫院后我來到案發現場勘查，再根據女孩頭部損傷推斷，作案嫌疑人應該是在床上趁死者熟睡或者不備的情況下，用錘類工具打擊致死，且工具現場就地取材的可能性較大。再根據女孩母親的陳訴，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極大，而且這個人對于母女的情況非常清楚，最后確定疑犯應該是小女孩母親認識的一個男人。
    最后破案了，我們當時推測的情況得到了證實，兇手是小女孩母親以前的男朋友，女孩母親和前夫離婚后，兇手總是纏著這位母親，遭到拒絕后，就對她的女兒痛下殺手。
    案犯雖已落網，但是我的心情卻久久不能平靜，小女孩被害的模樣始終在我腦海盤旋。作為一個父親我能夠感受小女孩母親悲痛欲絕的心情。作為一名法醫，我的責任是找出兇手，以告慰亡靈、寬慰生者。
    做法醫“很苦也很快樂”，苦的是工作量大，加班加點那是家常便飯，只要有任務不管在哪都要第一時間趕到現場。快樂的正是這個職業，可以懲惡揚善，除暴安良，“法醫就是替死者說話的人”，不能讓遇害人死不瞑目。
 

    如今我在法醫這個崗位上已經工作了11年，參加市里大多數重、特大殺人案件、各類事故的尸體檢驗鑒定及傷害案件的活體損傷檢驗鑒定工作。參與檢驗各類尸體1500余例，解剖檢驗尸體900余例，出具檢驗鑒定報告書5000余份，無一差錯。
    法醫鑒定是關系當事人有罪、無罪、罪輕和罪重的重大問題。因此它要求法醫工作者不但要有豐富的業務知識，認真細致的工作作風，還要有一顆公正、公平的心。這一點我始終牢記在心，曾經有很多人給我送禮或者托人情都被我拒絕了。因為我認為只有做到了公正無私，才能將法醫工作干好，否則就不可能成為一名合格的法醫。
    法醫這個職業讓我有一種成就感，一種維護人間正義的成就感，唯一讓我感覺遺憾的就是還是有很多人不理解我的工作。有人說：“天天跟死人打交道多晦氣啊！”有的人不愿意和我握手，因為我的手總是摸死人。對這個問題，我一點兒都不在意，我非常能理解別人，也很自覺，所以我很少主動與人握手。